曼哈顿计划与原子弹的诞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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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

“漫天奇光异彩,有圣灵逞威。只有一千太阳,方能与其争辉。”

—— 罗伯特·奥本海默,1945 年 7 月 16 日凌晨,阿拉莫戈多试验场”

德国投降后,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完全相信,他们能够在 1945 年 7 月之前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并进行爆炸试验,这颗原子弹将是内爆式炸弹,裂变材料为钚。

早在 1943 年 4 月,曼哈顿工程人员就讨论了原子弹的两种爆炸方式:比较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把一块裂变物质射到另外一块中,从而在瞬间达到临界质量,这个速度要非常快,快到 100 万分之 1 秒的程度,否则在绝大多数裂变物质产生反应前,就可能发生小规模爆炸(即所谓“噗嗤”),浪费掉其余的装药。为研究这种精密的引爆结构,曼哈顿工程投入了 30 多名专家级工程师和 3 年的精力,直到 1945 年 5 月才研制成功。网络上流传的一篇“如何自行制造原子弹”的文章称二踢脚里的黑火药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实在是误人子弟,即使能搞到受严密控制的武器级浓缩铀,造出来的也不过是颗“脏弹”而已。

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尼德迈厄博士(Seth Neddermeyer)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把普通烈性炸药的爆炸向内导到一定质量的裂变物质上,将其挤成非常致密的状态。由于裂变物质的临界质量与其密度平方的倒数近似成正比,因此密度越大,临界质量越小,这样,处于亚临界状态的裂变物质将被压缩达到临界状态,从而引发链式反应。

曼哈顿工程人员在 1943 年底发现,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在枪式原子弹里不能很安全地使用钚,因为金属钚中含有另外一种同位素钚 240,后者有很高的中子自发射率,临界质量很低,因此钚对提前点火非常敏感,极易造成哑弹。内爆式原子弹的缺点是引爆器电池使用寿命只有几天,需要经常更换,而更换时需要拆下大部分零件,这个问题在最初的几颗原子弹中没有得到解决

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还讨论过第三种爆炸理论,即 1922 年就被发现的核聚变效应。1942 年 5 月康普顿要求奥本海默手下的科学家对这种爆炸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是经过仔细讨论,科学家们认为任何这种超级炸弹都要有裂变武器发出的高热才能爆炸,所以把研究核聚变的优先度排在了原子弹研究之后。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核聚变炸弹在理论上具有非常大的军事潜力,美国军方又舍不得在战时将其完全抛弃,于是授权爱德华·特勒对此继续展开研究。

到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时,枪式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早已完成,只待橡树岭工厂运来足够的铀 235 便可以组装。内爆式原子弹则在弹体结构上遇到了技术困难:炸药爆炸的能量无法聚合到一个点上。最后格罗夫斯从陆军请来了两名爆破专家,协助设计了一种球形的装药方式,由干酪一样的黄色TNX炸药组成球体,终于解决了爆炸能量波聚合问题。奥本海默得到了格罗夫斯的指示,一旦拿到足够的裂变材料就立刻装配原子弹。

这个日期在 1945 年 6 月来到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名叫“小玩意”(Gadget),其裂变材料为 6.2 公斤钚 239(只有一个柚子大小),旁边放着被称为“海胆”的中子源。中子源有高尔夫球那么大,里面包含钋 210 和铍两种元素,钋 210 是一种半衰期 138 天的放射性金属,它每放出 100 万个 α 粒子,就会在铍中产生 30 个中子。钚装药和“海胆”的外面是铀 238 组成的中子反射层,将逃逸的中子反射回裂变材料中。起爆时由重约 2268 公斤的复合型 B 炸药(被称为“透镜”)向内爆炸,将其压缩到核桃大小,以达到致密的超临界状态。“小玩意”的核装药、反射层和高爆炸药装在 12 块五边形的球壳上,用螺栓将它们组合为球体。

为了确定内爆式原子弹是否能够爆炸,同时也是为了给已经为曼哈顿工程拨款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会一次交代,曼哈顿工程必须进行一次实爆试验,这次试验代号“三位一体”,试验计划早在 1944 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制定。当时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设想爆炸要在一个容器里进行,这样如果没有发生爆炸,或者爆炸威力很小,那么还可以回收全部或大部分贵重的钚(汉福德工厂每克钚的生产成本达 126 美元,是当时金价的 108 倍,“小玩意”的钚装药总值 78万 美元),曼哈顿工程为此向美国最大的锅炉制造商巴布考克-威尔考克斯公司(Babcock-Wilcox)订购了一个很大的钢制容器,该容器又大又重,很块得到一个叫“巨物”(Jumbo)的外号。“巨物”的尺寸是内径 3.05 米,壳壁厚 127 毫米,两头端盖之间长 7.62 米,两头焊上盖后再用 0.95 米厚的钢带缠绕,重量达 220 吨。为了把它从美国东部的制造厂运到新墨西哥,特地改装了一节车皮,又特制了一辆 36 个轮胎的平板车将它运到新墨西哥州南部的沙漠试验场——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

如果不是格罗夫斯极力反对,科学家们很可能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场设在洛斯阿拉莫斯了。格罗夫斯反对的原因一是考虑到安全问题,二是因为洛斯阿拉莫斯峡谷一带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大片荒地。考察了几处合适的地点后,认定阿拉莫戈多是最令人满意的地址,该地有铁路通过,又在空军基地范围之内,周围也没有印第安人保留地。

到 7 月 15 日,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已经全部搬到了阿拉莫戈多,原子弹已经组装完毕,吊在一个 30 米高的铁塔上,地面乱七八糟到处是电缆和传感器,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但是天气情况却不利于爆炸。为试验提供天气预报的陆军气象观测员此前预报得都很准,但 7 月 15 日新墨西哥南部的天气突然变坏,狂风怒吼,电闪雷鸣,还下了阵雨。为避免放射性尘埃因雨水而过度富集在一片面积狭小的地区,核爆炸必须在晴天进行,此外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不适合起飞,而且试验用的电路和仪器也有受潮短路的危险。

在离原子弹铁塔 16 公里远的阿拉莫戈多试验基地营房内,奥本海默的许多助手力劝他把试验推迟 24 小时,后者沉默不语。格罗夫斯把见状他和几名高级助手叫到办公室里,平心静气地向他们解释说爆炸必须按照原定时间进行,原因之一是核爆炸成功与否对波茨坦会议的美方立场以及对日最后通牒的措辞事关重大,其次是核试验每推迟一天,就意味着战争要多拖延一天,最后,全体试验人员和保卫人员均已精疲力尽,若是将试验推迟,就要一口气推迟3到5天,好让这些人休息过来。最后奥本海默同意按照原定时间进行试验,两人在午夜时动身前往离爆炸现场 8 公里的掩蔽指挥所。

当预定的爆炸时刻 – 7 月 16 日凌晨 4 时到来时,天气仍没有好转,多云夹有小雨,空气湿度很高。奥本海默将爆炸时间推迟了 1 小时。5 点的时候,天气转晴,奥本海默决定 30 分钟后起爆。守卫在原子弹铁塔下的 5 名士兵接到格罗夫斯的电话,打开事先安装好的探照灯,将铁塔和装有“小玩意”的小屋照得雪亮,然后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 8 公里外的掩蔽指挥所。格罗夫斯把奥本海默留在了那里,自己赶回基地营房。与奥本海默一道留在掩蔽指挥所里的特勒脸上、手上、胳膊上涂满防晒油,与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打赌原子弹能不能爆炸,奥本海默也参加了这场押宝游戏,他那顶著名的软礼帽里很快就塞满了赌注。

凌晨 5 时 29 分 15 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贝恩布里奇博士扳动了主传导器的开关,接着开动了第二、第三级传送器,电流信号传到了“小玩意”的计时引爆器中,人们开始紧张地计算时间。格罗夫斯趴在康南特和布什之间,心里盘算着这颗宝贝炸弹要是不能爆炸,美国国会大概就会在战后召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听证会,质询那 20 亿美元究竟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半开玩笑地对布什说:“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在国会山附近买间房子?很可能咱们下半辈子就要在国会度过了。”康南特则对法雷尔说:“我从未想过几秒钟会这样长。”

格罗夫斯的担心随着读数到零时迅速发生的爆炸而消失了。“小玩意”爆炸的时间是 1945 年 7 月 16 日上午 5 时 30 分,爆炸当量为 2.2±3 万吨TNT炸药。当时目睹了这次壮观奇景的《纽约时报》科学专栏作者威廉·劳伦斯后来这样写道:“它就像人类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太阳,在不到 1 秒的时间里就升到 8000 多英尺的高度……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 1 英里的巨大火球向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为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然力量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人们感到似乎亲眼(原文如此)听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罢。”

甚至连不那么夸张的法雷尔准将(格罗夫斯的副手)也在一份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爆炸:“整个原野被一种强度比正午的太阳大许多倍的刺眼光芒照得通亮,那是金色的、深红色的、紫色的、灰色的和蓝色的光芒,它以无法形容的清晰和华美照亮了每一座山峰,每一道沟谷……爆炸后 30 秒,先是冲来了气浪,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物,几乎立即就随之响起强烈、持久而可怕的怒吼,似乎在预示着世界的末日……”

有一个人只看见了闪光,却没听到爆炸的巨响。费米手里握着一把纸片,在冲击波到来的时将其从手中撒出去,纸片被吹到了几米远的地方。费米已经事先计算好了不同爆炸当量下纸片飞越的距离,用脚步量了量这段距离(这是费米一种奇特的天赋,早在20年代的意大利,他就可以用拇指和鼻尖量出山脉的高度和道路的远近),然后对奥本海默说:“这次爆炸的强度在 2万吨 TNT 左右。”

费米完成计算后坐进一辆用铅板屏蔽的“谢尔曼”式坦克,用一个机械抓斗挖掘土壤样品。由于辐射太强,人们还不能直接进入爆心地带,几天后身穿防护服的科学家进入那里时,发现爆心周围的沙漠被冲压成浅碟子一样的地形,半径400米以内的沙子熔化后凝结成一层碧玉一样的翠绿色坚硬物质,爆心中央是一个半径 40 米、深 2 米的坑,坑内是极细的粉状灰尘。30 米高的铁塔已经变成了气体,耸立在爆心 800 米外、用混凝土固定在地面上的“巨物”和其外面 40 吨重的钢塔也在冲击波之下变成扭扭歪歪的废铁。

奥本海默与法雷尔乘车返回基地指挥部,后者兴高采烈地对格罗夫斯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格罗夫斯回答说:“对,等我们把一两个这玩意儿扔到日本之后。”接着他平静地对奥本海默说:“我为你们全体人员感到骄傲。”奥本海默简捷地答道:“谢谢您。”

对奥本海默、费米、西拉德、玻尔、查德威克、费因曼(著名数学家,他的数学天分对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帮助甚大)和其他成百上千的科学家来说,他们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然而格罗夫斯和美国军方的工作还远没完成。格罗夫斯首先下令收集放射性尘埃数据,以便在万一情况不妙时疏散周围 50 公里内的居民;接着又要面临保密问题:大半个新墨西哥州和小半个得克萨斯州的居民都听到了爆炸声,冲击波虽然对离原子弹 8 公里的掩蔽指挥部没什么影响,却震裂了几百公里外的许多玻璃窗,最远一直传到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新墨西哥州的居民中产生了很大骚动,当天最早出版的一家该州报纸提到了这次爆炸:“大概是一个弹药仓库爆炸了。甚至一位瞎眼的姑娘都看到了闪光。”

到上午 11 时,这次大爆炸再也无法对外界保密了,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司令奉命发布公告,称:“关于今天上午发生在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保留地内的一次大爆炸……在一所位于远处的、装有大量烈性炸药、烟火和化学品的陆军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军火库以外的财产损失极为轻微……在这一爆炸中破裂的毒气弹,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会产生扩散,陆军当局可能因此会把少数居民迁离他们的住处。”不过这份报告没有骗过所有的外人。一位杜邦公司派驻汉福德工厂的工程师事后在华盛顿对格罗夫斯说:“杜邦公司所有的人都向您表示祝贺。”万分惊讶的格罗夫斯立即追问他:“您说什么?”那位工程师狡黠地回答说:“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陆军把烈性炸药、烟火和化学药品放在同一座仓库里。”

正在波茨坦陪杜鲁门总统开会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于柏林时间 7 月 16 日晚上 7 点半,即爆炸 6 小时后,在波茨坦郊外的美国代表团住处收到了华盛顿发来的绝密电报,内容是:“今晨施行手术,诊断尚未完成,但结果似令人满意,已超过预期的后果。详情后报。”第二天上午,史汀生收到了第二封电报,称“医生返回,心情振奋,信心百倍。小男孩与他的大哥一样强壮,他的眼神能从这里看到海霍尔(史汀生在纽约长岛的庄园,此句意为在 400 公里外都可看见爆炸的闪光)……”美国陆军波茨坦机要中心的译电员惊呆了,还以为 70 多岁高龄的史汀生部长又做了一次父亲。这份报告也通过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传到了斯大林手中,那天夜里,杜鲁门在记录当天的会议情况时在日记中写道:“约大叔今天看上去疲惫不堪,脸都拉长了。”

第三部 胖子与小男孩
第 509 混合大队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奋勇多杀日本鬼子!你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帮助前方多杀日本狗杂种!”

—— 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1943 年,图拉吉岛

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并没有消除人们对于原子弹的所有疑问。由于“小玩意”已经爆炸,所以内爆式原子弹在理论上应该是能够投入使用的,但是对于枪式原子弹就谁也说不准了。由于浓缩铀的生产速度比钚慢上许多倍,曼哈顿工程手头没有足够的铀 235 可供进行一次爆炸试验之用。

在洛斯阿拉莫斯装配的第二颗内爆式原子弹规格与“小玩意”相同,装药为 6.2 公斤钚 239,只是在外面加装了弹壳和稳定翼,全重 4.5 吨,长 325 厘米,外径 152 厘米。这颗炸弹起初有许多绰号,如“圆人”(Round Man)、“大男孩”(Big Boy)、“大个儿”(Big Fellow)等等,最后在 1944 年 9 月被命名为“胖子”(Fat Man),以纪念丘吉尔和英国人对曼哈顿工程的帮助。枪式原子弹的装药为 60 公斤铀 235,按照 42:58 的比例分为“子弹”和“靶子”两部分,“枪管”直径 18 厘米,弹体长 320 厘米,外径 71 厘米,总重 4 吨,在投放前夕被命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其他几个绰号包括“瘦子”(Thin Man)、“皮包骨”(Skinny One)等等,“瘦子”是一种弹长达 5 米的设计)。

由于原子弹的尺寸大大低于预测(爱因斯坦曾认为需要用船运到港口),所以格罗夫斯决定用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作为投放手段。早在 1944 年春天,他就为此拜访过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寻求支持,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原子弹的尺寸和重量是多少,能不能装进 B-29 轰炸机的弹舱里。阿诺德问到如果装不进去怎么办,格罗夫斯说那就不得不考虑使用英国的“兰开斯特”轰炸机了,他确信丘吉尔一定会乐于把这种飞机提供给美国使用。格罗夫斯的激将法令阿诺德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回答说,他希望用美国的轰炸机载运原子弹,即使为此特地改装 B-29 也在所不惜。

1944 年 8 月,格罗夫斯通知陆军航空兵派来的联络官威尔逊(Roscoe Wilson)上校,空军应当按照以下总则着手制定计划:一、在 1944 年 9 月 1 日到 1945 年 2 月 1 日这段时间里,为了训练目的,曼哈顿工程将供给他们数百颗和内爆式原子弹具有类似弹道特征的高爆炸弹,供投弹练习之用,但首批炸弹的交付时间尚待确定。二、枪式原子弹的制造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需要等待足够的铀 235 装药,预计其完工时间为 1945 年 6 月。三、内爆式原子弹还在研究中,但有希望在 1945 年 1 月交出第一个与其外形相同的高爆炸弹。

在这一通知的基础上,威尔逊制定了陆航的支援计划:专门指定一个附带特别小队的重型轰炸机中队及其人员,将其集中在西南部的某基地进行特殊训练;及时地开始改装飞机,在 1944 年 9 月 30 日之前提供 3 架改装的 B-29,在 1945 年 1 月 1 日前再提供 13 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面和空中进行练习炸弹的投掷训练工作,训练期间,曼哈顿工程和空军的专家应随时在场并提供技术指导;到 1944 年底,应指定原子弹空袭的起飞机场。

由于 B-29 是一种数量稀少且造价昂贵的新式超重型轰炸机,所以陆航的各单位都不愿意将自己手头的飞机交出去,阿诺德得知此事后立即插手干预,对其部下说:“曼哈顿工程区的任何要求必须无争论地予以满足。”几个月后,曼哈顿工程的专家又认为最好使用新出厂的飞机,格罗夫斯为此再度求助于阿诺德,后者的回答非常干脆:“鉴于国家已经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支援曼哈顿工程,空军方面就不容有任何疏忽,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失败的罪人。”他问需要多少新飞机,格罗夫斯说至少需要1架用来空投原子弹,结果阿诺德一下子批了 14 架,并另购 14 架以供备用,并一再对格罗夫斯说,不管别的部门出什么岔子,决不能让人说空军方面没有竭尽全力支持曼哈顿工程。

这批崭新的 B-29 于 1945 年春天交到了犹他州西部紧邻内华达州边境的温多佛机场(Wendover),它们装有可控燃油喷嘴和变距螺旋桨。驻在温多佛的是组建于 1944 年 12 月 17 日的第 509 混合大队(509th Composite Group),该大队隶属于总部在科罗拉多州的陆军航空兵第 20 航空队第 315 轰炸机联队,核心为 1944 年 9 月从调往太平洋的第 504 大队中分出的第 393 重轰炸机中队,此外还有 1 个空运中队和 1 个军械特别中队,成员包括 225 名军官和 1542 名士兵,指挥官为保罗·蒂贝茨上校(Paul Tibbets),他曾担任过北非和欧洲战场的第 97 轰炸机大队作战参谋,具有多年的飞行经验,调回美国后一直从事 B-29 飞机的接收、检验和编写操作条例的工作,对这种轰炸机的性能非常熟悉。

第 509 混合大队在 1944 年 10 月就开始从陆航其他部队里接收二手的 B-29 轰炸机,并于同月开始从代号“人王”(King Man)的温多佛机场起飞,在荒无人烟的索尔顿湖上空进行投弹试验。这些模拟炸弹的大小和重量与原子弹一样,起初只是实体模型,后来一些炸弹装进了炸药,以增加训练的真实感。1944 年 12 月,第 393 中队还被调到古巴的巴蒂斯塔机场进行两个月的长途跨海飞行训练,练习内容包括高空目视投弹和雷达投弹,训练时采取单机飞行的方式,因此对每架飞机的领航员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1944 年 7 月开始计划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时,美国的战略是按照以下步骤制订的: 1945 年 10 月 1 日对九州展开代号“奥林匹亚”的进攻,紧接着于同年 12 月对本州岛、尤其是关东地区发动代号“冠冕”的登陆作战,进攻的力量将为 36 个师,共计 153.2 万人,预计伤亡将十分惨重。由于此时苏联参战的意向还不很明确,参谋长联席会议推定进攻将由美军独立进行,并在 1945 年 5 月 25 日批准了该方案,并将“奥林匹亚”的开始日期推迟 1 个月,延到了 11 月 1 日。为了减少美军伤亡,并尽最大可能削弱日本人的抵抗能力和抵抗意志,美国将使用原子弹,以此作为摧毁日本士气、尽快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大约在同一时期,格罗夫斯、阿诺德、史汀生和马歇尔讨论了目标问题。

在战略航空兵参谋长诺斯塔德准将(Lauris Norstad)最初开列的潜在目标清单上一共包括 17 个日本城市:本州岛上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广岛、新泻、滨松、岛田、敦贺、四日、柏崎、大垣、日立、宇部;九州岛上的小仓;四国岛上的德岛、宇和岛(德国清单则包括柏林、慕尼黑、莱比锡、奥格斯堡等城市)。选择这些目标只参考一个标准 – 军事潜力。这些城市要么是军备供应和生产中心,要么是重要的指挥部或军队集结地。为了进一步确定详细目标,来自曼哈顿工程区的 4 个主要负责人(包括格罗夫斯)和 3 名陆军航空兵的专家在 1945 年 5 月 2 日组成了目标特别委员会,将这 17 座城市筛选为 4 座,其中 2 座为轰炸目标,2 座为后备目标。遴选的标准主要考虑到该城市被破坏的程度,因为此前的破坏程度越小,则越可以准确评估原子弹的威力;其次这个城市不能太大,最好能将原子弹的破坏范围局限在一定的范围里,以使美军专家稍后能更准确地判断其威力。于是东京、大阪、名古屋等面积广大、破坏严重的城市就从名单中剔除了,大津、柏崎这样的小城市也于随后删除。

目标特别委员会最终选定的城市(按轰炸的优先顺序排列)是:1、小仓,这里有日本最大的小仓兵工厂,厂区长达 1.3 公里,宽 0.8 公里,附近还有铁路车辆厂、机械工厂和发电厂;2、京都,日本的故都,也是拥有 100 万人口的巨大工业城市,由于别的日本城市已经遭到严重的空袭破坏,大量人口和机器设备都往京都迁移,因此它已经成了日本战时最重要的兵工生产中心;3、广岛,这里是日本的军队指挥中枢之一,第二军总区司令部所在地(日本本土只有两个军总区,第一军总区司令部在东京,由此可见广岛的重要军事地位),同时也是日本陆军最大的集结地,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开始,参加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出兵山东、出兵“满洲”、全面侵略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日军部队都在广岛市区的宇品港登船出发,因此这里有规模巨大的军需品和军火仓库以及码头设施,此外城东还有铁路中转枢纽和军火制造、船舶维修等重工业设施; 4、新泻,濒临日本海的重要工业城市,那里有一座炼铝厂、一座巨大的钢铁工厂、一个重要的炼油厂和一个油港码头。在投放原子弹之前,这些城市将作为禁止轰炸的目标,以便将来评估原子弹威力。

格罗夫斯把这份名单提交给马歇尔时遭到了史汀生的反对。史汀生任菲律宾总督期间曾经多次访问过京都,对这座优雅而美丽的千年古城有很深的感情,那里传统而悠久的日本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汀生称,京都对日本人有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如果将其毁灭,将给战后管理日本带来很大的困难。格罗夫斯反驳道,日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型工厂,这些工厂在战时生产大量的军备物资。京都市区里包括 264 公顷已查明的和 195 公顷待查明的工业区,那里正在生产机床、精密机械和飞机零件,以及无线电和火控仪器,是最有价值的、最重大的军事目标。史汀生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找来马歇尔,向他力陈不可轰炸京都的理由。马歇尔倒是认为是否摧毁京都无关紧要,因为即使不用原子弹炸,几个月后也得用燃烧弹和高爆弹轰炸。最后史汀生找到了杜鲁门总统,劝说他划掉京都的名字,同时将该城继续保留在禁止轰炸的城市名单上。

MOKUSATSU

记者:首相对 27 日的三国共同宣言如何看?
铃木:我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翻版。帝国政府不认为其有重大价值。唯有默杀。我们唯有坚持向完成战争迈进。

—— 铃木贯太郎,1945 年 7 月 28 日

1945 年 4 月,第 20 航空队的李梅将军下令将第 509 混合大队基地从温多佛转到提尼安岛,该岛原属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北马里亚纳群岛,1944 年 8 月被美军占领,岛上已建有一个机场,而且该岛距离日本本土比另一个主要军事基地——关岛近 160 公里。海军工程队从 2 月底就进驻该岛扩建机场,尼米兹特地指示该地区的海军部队必须无条件服从提尼安岛的任何物资调遣需求,并为此签发了强制执行命令,洛斯阿拉莫斯则派去了一个专家小组指导施工,组长为曼哈顿工程的安全主管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陆军的柯克帕特里克上校为曼哈顿工程派驻太平洋地区海军的联络官。美军攻克硫磺岛后,帕森斯小组将该岛也接收过来,作为后备基地,以便在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发生故障时在该岛紧急迫降,把原子弹转移到备用飞机上。

1945 年 5 月上旬,第 509 混合大队的 800 多名人员在西雅图登船,14 架 B-29 飞机在 5 月 20 日抵达提尼安。到 7 月中旬,整个大队的人都已经在岛上安顿下来,飞行员接受 7 天的正规训练后,开始用特鲁克为目标进行为期 20 天的轰炸练习。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外形和原子弹完全一样的训练弹,这种外形短胖的炸弹被称作“南瓜”,第 509 大队的人得知他们接受这么特殊的训练只是为了扔这种十分平凡的炸弹,不禁感到十分失望,其他大队的人也拿“南瓜”来取笑他们。

从 7 月 20 日起,第 509 大队的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城市投掷“南瓜”,以试验投弹技巧,尤其是投弹之后的俯冲急转弯动作。“南瓜”轰炸的目标主要是从最初的 17 座原子弹目标城市里漏掉的那些幸运儿:7 月 20 日,第 509 大队的 10 架 B-29 轰炸了日立、东京、富山等地的钢铁和制氨工厂,扔下了 10 枚“南瓜”;7 月 24 日,11 架 B-20 用 10 枚“南瓜”轰炸了爱媛县的住友钢铁厂,神户的川崎车辆工厂、三菱重工神户船厂、神户制钢厂,四日的海军燃料库,滋贺的日满制氨工厂和大垣的市区;7 月 26 日,第三批 10 架 B-29 轰炸了新泻的昭和电工工场、日立铜精炼厂,以及大阪、名古屋、岛田、滨松、富山和烧津的市区目标;7 月 29 日,在实弹投掷前的最后一次模拟原子弹空袭中,8 架 B-29 轰炸了东京郊区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厂,宇部的帝国燃料工场、日本制氮和苏打工厂,以及郡山、和歌山的轻工业目标。由于炸弹是空爆,装填的又是普通炸药,所以这几次轰炸的效果很不理想,7 月 29 日对宇部的轰炸就只炸死了 6 人,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不过第 509 大队的飞行员为此获得了足够的投弹经验。

7 月 26 日是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铀 235 装药和其他组件运到提尼安的日子。这批铀在 7 月 2 日从橡树岭工厂运到洛斯阿拉莫斯,经检验后于 7 月 14 日装上了 1 辆封闭的黑色卡车,在 7 辆汽车的护卫下从圣菲运到了阿尔伯克基,在那里装上空军飞机运到旧金山市郊的哈密尔顿机场,随后运到亨特角海军仓库。

7 月 16 日清晨,装有铀 235 的一个金属圆桶和装着原子弹零件的一个大板条箱搬上停泊在母马岛海军基地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该舰随后立即启航,全速前往提尼安,7 月 26 日当天就卸完了货,随后前往菲律宾海域,不幸的是,该舰于 7 月 30 日被日本潜艇击沉,900 多名舰员遇难。原子弹的其他零件和最后一点铀 235 于几天后分别用两架 C-54 专机运到提尼安,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将在那里完成装配工作。

7 月 23 日,在马歇尔赴波茨坦开会期间代理参谋长的汉迪将军(Thomas Handy)签署了最后的书面命令:“致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1、空军第 20 联队第 509 混合大队大约在 1945 年 8 月 3 日以后,当气候条件允许进行目视轰炸时应立即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下列目标之一: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另一架伴随飞机将载着陆军部及文职科学人员前去对爆炸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2、另外一个炸弹,在本计划人员将其准备就绪后,也应立即投到上述目标,关于上述城市之外的目标,将另有指示;3、所有任何有关使用这类武器攻击日本的消息只可由陆军部长及美国总统发布,战地司令官未经授权不得发布与此有关的文件或新闻……希望你将此命令的抄件亲自转交麦克阿瑟将军一份,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份。”

7 月 24 日,格罗夫斯给远在德国的马歇尔送去了一份备忘录,希望他对轰炸目标进行最后批准。按照轰炸优先顺序,4 个目标依次是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长崎是刚被拉进目标清单以代替京都的,但是它市区多山,妨碍原子弹威力的发挥,而且美军飞机已对该市进行了多次猛烈轰炸,因此格罗夫斯及其幕僚不禁对原子弹在长崎的爆炸效果有些担心。备忘录提出第一次轰炸的时间为 8 月 1 日到 10 日之间,取决于最后一批铀 235 什么时候运到提尼安,帕森斯海军上校将作为后援军官随机前往广岛,并提供技术保障。

7 月 21 日中午,史汀生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的格罗夫斯报告,午后不久,他和马歇尔将军一同阅读了这份报告,并在下午 3 点 30 分将其呈递给杜鲁门。在波茨坦凯撒大街 2 号“小白宫”(原为德国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别墅,被苏军征用)的书房里,史汀生大声地向总统朗读了这份报告。格罗夫斯的报告里生动地描写了爆炸时的闪光、火球、冲击波和蘑菇云,谈到了被烧成翠玉一样的沙漠地表和消失的铁塔,以及爆炸成功后科学家们如何兴高采烈地欢呼:“……基斯塔科夫斯基博士伸出双手与奥本海默拥抱在一起,欢呼着……大家被抑制的感情在这几分钟之内全都迸发了出来,并且似乎立即意识到这次爆炸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料和科学家们最狂热的愿望。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置身于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时刻……”

史汀生读了一个多小时,当天傍晚杜鲁门去塞西林宫与斯大林谈判的时候信心增强了许多,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注意到总统的神情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了。显然发生了什么事。”丘吉尔也注意到杜鲁门的变化,对史汀生说他想象不出总统是怎么了。第二天史汀生把格罗夫斯的报告读给丘吉尔听时,后者的反应比杜鲁门强烈得多:“史汀生!火药算什么?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人间!”

7 月 24 日上午,经过两天深思熟虑的杜鲁门做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并按照 1943 年魁北克协定的规定,于当天中午在“小白宫”和丘吉尔及美英联合参谋团的午餐上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结束战争,他就赞成使用它。当天下午在塞西林宫的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对斯大林说:“我们有了一种具有超常破坏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听了之后平静地答道:“那很好,希望你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杜鲁门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武器,也没提出和苏联共享科学秘密,斯大林也没表示出过分的好奇,没有询问这一武器的性质、它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美国手头有多少,也没有提议让苏联科学家去进行考察,因为实际上他通过间谍了解到的美国原子弹情报几乎和杜鲁门一样多。

在以后的几年中,杜鲁门经常和别人说,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的那天晚上,他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住在他楼下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说:“参与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7 月 26 日晚上,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决定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以杜鲁门、艾德礼(他刚接替丘吉尔担任首相)和蒋介石的名义发表,它保证日本人民将获得人道待遇,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一旦言论和宗教自由得以确立,一旦“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政权被彻底铲除,并自由选出一个负责任的、倾向和平的政府,占领军就将撤出。声明最后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日皇裕仁的命运是模棱两可的,声明里完全没有提到他,也没有解释盟国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使日本“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的无线电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 7 月 27 日早晨 6 点收听到了这个公告,裕仁获悉内容后立即将东乡茂德外相召进宫中,告诉他不必迟疑,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首相为此和内阁成员开了一整天会,除了陆相阿南惟几外,大多数内阁成员赞同接受公告,并将公告内容向国民公开,让人民知道准备投降,同时警告各报不准批评盟国文告。但是内阁成员对波茨坦公告还有很多疑问,因为该文告是无线电广播,未经正常外交途径递交,日后能否以此作为谈判依据?拟议中的派前首相近卫公爵赴苏求和的行动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这些复杂的问题有待考虑,因此内阁最后在东乡的建议下决定对波茨坦宣言暂守缄默,静待发展。

7 月 28 日下午,铃木贯太郎召开记者招待会,据日本内阁新闻局的人事后透露,铃木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内阁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但不拟立即宣布,理由有二:等待苏联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调停要求;等待盟国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经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到达。”但是这位出身海军大将的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却与其相反,还使用了“默杀”一词。

“默杀”(mokusatsu)这个词在英文中没有恰当的翻译,即使在日语中意义亦很含糊,既可表示“不予置评”,也可以表示“无视、不予理睬”,如果铃木想表示“暂不予以置评”的意思,应该用“默视”(mokushi)一词。战后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共同社的译员并不清楚铃木的原意,选择了错误的那个译文,将“默杀”翻译为英文的“ignore”,盟国随后又将其理解为“reject”。但是从铃木对记者的讲话原文看,第一、二句说明对波茨坦公告“无须重视”,然后合乎逻辑地道出第三句“不必理会”。这样看来,共同社“无视”的译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无视不等于拒绝。但如果再考虑第四句所明显表露的顽抗态度,则盟国 “拒绝”的译法也就没有什么大错了。

铃木在战后写道:“波茨坦公告一看就知道是催促日本投降的最后条件……可大叫‘一亿玉碎’的军部认为公告不屑一顾,结果决定暂不表态……然而,国内舆论和军部的强硬派还是认为,应对公告加以彻底反击,以鼓舞士气……为此,我迫于无奈,在 7 月 28 日的内阁记者会上作了大意为该公告不值得重视的回答。这使我很久之后仍感到非常遗憾……”如此看来,“默杀”发言之所以出笼,军方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地分析,日本政府、特别是作为首相的铃木贯太郎,亦负有重大责任。第一,既然内阁最高会议认可对波茨坦公告暂不予评论,政府就应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外媒介说明白这层意思;其次,即使军方牵制,至少在对外广播时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明确表示“不予评论”、并取消“坚持……战争”之类的调子。杜鲁门就此回忆道:“在下达了准备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之后,我向陆军首长指示,只要没有日本可能接受最后通告的消息,投弹的命令就有效。……东京广播宣称日本政府继续战争。这下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那么日本政府为何会犯此重大错误?根源在于对波茨坦公告的轻视。事实上,铃木贯太郎上述“一看就知是最后条件”的说法太像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表白,实际上,铃木发表“默杀”讲话的背景,一是认定苏联没有参与波茨坦公告,仍寄希望于苏联的调停,二是没有真正理解波茨坦公告所称“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的意思,因为日本当局那时还不知道美国已经制成了原子弹。

东京广播的新闻使盟国大为震怒,日本内阁主和派对铃木的措辞及共同社的误译极其愤怒,而日本陆军却对这个错误大感兴趣,鼓励各报将“默杀”继续译成“断然拒绝”,此后军方主战派再度嚣张,主和派或被陆军逮捕,或受监视威胁,盟国的态度也日趋强硬,“默杀”一词遂将错就错,无人纠正。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波茨坦告诉记者,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总统则还寄希望于日本人回心转意,但直到 3 天后仍然没有收到相反的消息。7 月 30 日,华盛顿再度发来一封特急电报,称“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须在 8 月 1 日星期三之前得到你批准投放的声明……”。7 月 31 日清晨 7 点 48 分(柏林时间),杜鲁门用铅笔在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了批复,字迹大而清楚:“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投放,但不得早于 8 月 2 日。”该电报随后发回美国。

8 月 2 日早上 6 点 45 分,杜鲁门一行离开波茨坦,在柏林加托机场乘“圣牛”号总统专机飞往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当天中午在那里登上“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拜会英王乔治六世,并享受了一顿包括汤、鱼、羊排、土豆和巧克力冰淇淋在内的丰盛午宴,当天下午乔治六世对杜鲁门的“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进行了回访,英王离舰后 15 分钟,“奥古斯塔”号就启程回国了。杜鲁门随后把几名随行记者叫到了船舱里,面前放着一本笔记本,开始向他们讲述原子弹及其历史,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回忆道:“他(杜鲁门)对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开发忧心忡忡。”随行记者们则更是垂头丧气:“这是自发明火药以来最大的新闻,我们对此却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坐等。”

1945 年 8 月 6 日:广岛

“……亮红色的火焰还在市中心烧着,像是燃烧的火炭。屋顶瓦片爆裂……在大约100 米见方的地方,有 40 来具粉红色尸体,男人、女人,也有孩子,全都一丝不挂。一个年轻的母亲脸朝下扑倒,她的婴孩蜷伏在她胸前。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堆蜡娃娃而不是人……整个城市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一个姑娘,看来是被动员到工厂做工的学生,向市中心走去,一路痛哭失声。河岸长满南瓜,一片艳俗刺目的黄色。这事,我藏在心里已经半个世纪了……”

—— 野崎清,64 岁,退休教师,北九州市

8 月 1 日到了,日本上空的天气很不好,李梅取消了轰炸任务。8 月 4 日下午两点,李梅向第 509 混合大队下达作战指令,确定 8 月 6 日向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计划出动 7 架 B-29,其中“同花顺”(Straight Flush)、“贾比特三世”(Jabbitt III)、“满堂红”(Full House)为气象观测飞机,分别部署在广岛、小仓、长崎上空;“恩诺拉·盖伊”号(Enola Gay)为执行原子弹轰炸的飞机,蒂贝茨担任机长,帕森斯上校随机前往;“伟大艺人”号(The Great Artiste)由斯韦尼少校任机长,在爆炸区上空空投测量仪器,核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负责测量爆炸当量;第 91 号机(广岛任务后被命名为“必要的邪恶”,The Necessary Evil)由马夸特上尉驾驶,装载照相器材,物理学家拉里·约翰斯顿博士用 16 毫米彩色胶卷负责拍摄;“绝密”号(Top Secret)为“恩诺拉·盖伊”号万一发生机械故障时的预备机,部署在硫黄岛。实地轰炸以目测为主,雷达为辅助手段,如果不能进行目测轰炸就把原子弹带回提尼安岛。三个目标的投弹瞄准点分别是广岛火车站附近的的第二总军司令部(后改为相生桥)、小仓兵工厂动力车间和长崎饱之浦的三菱造船厂。

8 月 5 日早晨,美军气象预报部门称次日将是个好天气,于是帕森斯将原子弹初步装配完毕,将其装上拖车,外面包上帆布,运到装卸坑,于下午 3 时在那里吊进“恩诺拉·盖伊”的弹舱。当天傍晚,最后的检查工作已经完毕,原子弹完全准备好,飞机随时可以起飞。晚 11 时,全体参战飞行员在作战室听取出发指令,由于阿拉莫戈多实验的记录片还没有运到,帕森斯简要地向飞行员口述了这颗炸弹的威力,但没有提到“原子”的字眼。随后蒂贝茨宣布了此次作战计划的详细规定:“恩诺拉·盖伊”投弹后向右做 155 度急转俯冲,“伟大艺人”号在同一时刻空投 3 台仪器后向左做 155 度急转俯冲,第 91 号机随“伟大艺人”号进行机动。所有人都领到了电焊工护目镜,规定在原子弹爆炸后戴上以保护眼睛,还发放了氰化物胶囊,接着吃了早餐,随后在威廉·唐尼牧师带领下进行了宗教仪式。

1945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凌晨 1 时 37 分(提尼安时间,日本本土时间回推 1 小时,为凌晨 0 时 37 分),“同花顺”、“贾比特三世”和“满堂红”起飞飞往各自的观测目标。2 时 45 分,“恩诺拉·盖伊”带着原子弹起飞,2 分钟后“伟大艺人”升空,第 91 号机和“绝密”号的起飞时间依次顺延 2 分钟。2 时 53 分,帕森斯和助手莫里斯·吉布森上尉爬进“恩诺拉·盖伊”的弹舱,开始组装原子弹的最后部分:被称为“绿插头”的信号发生器。他小心翼翼地拧开原子弹的背板,露出枪式装置的底座,在里面装进 4 块引爆炸药,整个装配工作在 3 时 18 分完毕,蒂贝茨随后用密码向提尼安发回了原子弹安装完毕的报告。

6 时 07 分,“恩诺拉·盖伊”在硫磺岛上空与“伟大艺人”和第 91 号机会合,此时他们仍不知道轰炸的最后目的地。7 时 30 分,帕森斯装上了被称为“红插头”的起爆器,“小男孩”里的电池开始向它发出讯号,原子弹现在随时都可以爆炸。从 7 时 41 分到 8 时 30 分,蒂贝茨编队陆续收到了 3 架气象观测机发来的消息:广岛和长崎上空天气较好(云层覆盖率 3/10),小仓上空多云,他们在 8 分钟后爬到了 1 万米的高空,向 1 号目标广岛飞去。

日本本土时间 7 时 09 分,“同花顺”号飞到广岛上空,该地日军司令部发出警报,“同花顺”随即离开。7 时 31 分,广岛解除警报,市内上班的人陆续出门奔向各自的工作场所,由中学生和市民组成的“国民义勇队”、“勤劳奉仕队”开始在市内各地点进行防火带房屋拆除作业。当时广岛气温 26.7 度,海平面气压 1018 毫巴,相对湿度 80%,能见度良好。

7 时 50 分(日本时间),蒂贝茨编队在四国岛室户岬上空飞入日本领空,23 分钟后从东北方向进入广岛市区上空。8 时 12 分 17 秒,蒂贝茨通知机组人员戴上护目镜;13 分 47 秒时,投弹手法雷比少校开始用诺顿瞄准镜搜索目视轰炸目标:太田川和元安川分流处 T 字形的相生桥。这时广岛上空又拉响了防空警报,广岛中央放送局的古田播音员冲进情报联络室,抓起麦克风广播:“中国军管区情报!敌大型机 3 架,西条上空……”他的广播再也没能说完。

日本时间 8 月 6 日上午 8 时 15 分 17 秒,提尼安时间上午 9 时 15 分 17 秒,“恩诺拉·盖伊”号炸弹舱门打开,“小男孩”从 9600 米的高空中笔直地落了下去,仅仅比预期时间晚了 17 秒。蒂贝茨立即以 60 度的俯冲角进行 158 度急转弯,然后加速脱离爆炸点。“伟大艺人”号在同一时刻投下了 3 台带降落伞的仪器,这些仪器将把爆炸数据传回飞机。

8 时 16 分整,原子弹内的气压引爆器发出脉冲信号,在 10 亿分之 1 秒内传到电雷管中,引爆了“子弹”后面的高爆炸药,将重约 25 公斤的“子弹”迅速射入 35 公斤重的“靶心”里,两块铀 235 合而为一,其原子核中的中子被激活,飞到四面八方轰击其他的原子核,有些命中了,将其一分为二。铀 235 含有 92 个质子和 143 个中子,大部分变为钡 133(56 个质子、77 个中子)和氪 99(36 个质子、63 个中子),同时释放出 2 个中子引发下一步的裂变。这些中子的数目加起来只有 142 个,还有 1 个中子消失了,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方程,变成了 2.5 亿电子伏的能量。

在“小男孩”的 60 公斤铀中,只有 1.3 公斤发生了裂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就已经十分惊人:爆炸后 100 万分之 1 秒的时间里,爆心最高温度达数百万摄氏度,构成原子弹的所有物质都变成等离子体电浆,并释放出波长 0.01 到 10 毫微米的电磁波。这些能量迅速被其周围 100 立方米内的空气吸收,并向四周辐射光和热,在爆炸后 0.1 毫秒内形成了半径 15 米、温度达 30 万度的等温火球,仿佛从地球深处穿破地层突兀而出。火球内部的温度几乎均匀一致,其表面形成了冲击波的波阵面,波阵面向前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火球一分为二,中心部分温度稍高,周围温度稍低。此后冲击波的传播速度超过了火球的膨胀速度,在爆炸后 15 毫秒内与火球脱离,火球外部的空气被加热并发光,表面的温度约为 1800 度,随后在 0.2 毫秒内再次上升,达 7700 度,随后逐渐下降。约 10 秒后,火球消失,其顶端出现了巨大的蘑菇云,在天空中不断地翻滚扩大,扶摇直上 1 万米的高空……

原子弹的威力已经首次降临人间。广岛原子弹爆心投影点在相生桥以东 100 米的细工町 19 番地岛病院上空(据 1969 年的综合测算,爆炸高度为 580±15 米)。光辐射和 γ 射线首先在万分之 19.3 秒的时间里到达地面,在 10 万分之 1 秒的时间里,岛病院和附近街道上的人首当其冲,所有人的骨骼、牙齿、肌肉、神经、皮肤 …… 全都在瞬间吸收了大量的 γ 射线,象微波炉里的肉一样凝固、沸腾、汽化,最后在几毫秒内变成无数分子,成为爆炸的一部分。爆心投影点的地表温度迅速升至 3000 到 4000 度,医院的病房设备和周围的房屋在转瞬之间化为灰烬,爆心半径 100 米以外、500 米以内的人被烧成像焦炭、树根一样的东西,根本看不出来人形。根据 1946 年 8 月的统计,当时在爆心周围 500 米内有 21,662 名市民,2.74%(593 人)当场汽化,89.23% 的人死亡并找到尸首,3.77% 的人重伤或轻伤,只有 0.04% 的人暂时幸免(全是待在背向爆心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里的人)。

距爆心约 1 公里的中国军区司令部是幕府时代的广岛城城址,原子弹爆炸时,有 20000 多名第二集团军的军人正在这里的大操场上出操,结果全都化为乌有,幸运些的人留下了烧焦的尸体,那些不幸没有当场死掉的人全身严重烧伤,耳朵、鼻子全都烧掉,爆炸时抬头看火球的人眼睛被彻底烧毁,只留下黑窟窿一样的眼窝,不停地流淌着晶状液体。爆心半径 1 公里内,许多屋瓦被烧成泡状,说明当时的温度超过了 1800 度,这一区域里重度烧伤者的衣服全被立刻烧焦,接着被冲击波吹飞,露出的皮肤被烧烂剥落。爆心半径 2.9 公里内的电线杆和树木等物体面向爆心的一面全被烧焦。人体皮肤被光辐射烧伤的作用半径为 3.5 公里,爆心 2 公里以内暴露在室外的人几乎全都被中度烧伤,那天出门时穿白衣服的人幸运一些,穿黑衣服或花衣服的人皮肤上留下了花纹的痕迹。朝鲜李朝末代国王纯宗的侄子、第二集团军教育参谋李鍝公爵(日本陆军中佐)当时正在骑马上班的途中,也被原子弹烧伤,7 天后痛苦地死在医院中,其日本副官为此切腹谢罪。

光辐射和 γ 射线到达地面数秒后,球面性的冲击波也到达了地面,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搅动着广岛上空的大气,参天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建筑物被整幢推倒,人和各种重物被大风卷起,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巨爪把人和东西四处投掷……冲击波到达地面时,爆心周围的风速达 440 米/秒,每平方米压力达 35 吨,不仅杀伤了仍侥幸活着的一些人和动物,而且还摧毁了大部分建筑,飞散的砖头、瓦砾、玻璃造成了二次杀伤,倒塌的建筑物又活埋了许多没有当场死掉的人。冲击波和光辐射的综合作用在方圆 13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引起了大火,灾区的热空气迅速上升,周围的冷空气从四面八方流入,形成猛烈的爆风,风速达每秒 18 米。

由于广岛 70% 的消防设施被破坏、80 %以上的消防队员受伤,所以大火持续了约 6 小时,到下午 2 点时,爆心投影点周围 2 公里内的所有可燃物质全都被火暴烧成灰烬,经受了光辐射、核辐射和冲击波摧残的广岛市民又被满城大火逼得奔来逃去,在人和动物的尸体间挣扎奔命……火灾时生成的炭粒和其他微尘随热空气上升到数千米的高空,与原子弹爆炸时的铀微粒相结合,就像人工降雨时发射的碘化银颗粒一样将水汽凝结成水滴,形成了带放射性的“黑雨”,这场恐怖的黑雨一直从上午 9 点下到下午 4 点,雨点落到被光辐射烧得灼热的地面上,发出可怕的“嘶嘶”之声,黑雨、灰烬和纸片破布等轻物甚至飘到了 50 公里外的岛根县境内。

1944 年日本人口普查时,广岛市区的人口为 343,034 人,此后进行了 5 次大规模疏散,按照日本政府的估计,8 月 6 日当天广岛市内的市民人口约为 28 万到 29 万人,一部分市民于前一日或该日清晨去乡下购物、工作或看望亲属,另有约 1 万名“国民义勇队”从乡下进城协助拆除房屋,此外广岛市内约有 3 到 5 万名朝鲜劳工和侨民,37 名伪满、汪伪和伪蒙疆政府选派的中国留学生,9 名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缅甸的留学生,以及约 3200 名美籍日本人(广岛此前没有受到过美机大规模轰炸,有人以为这和该市居住着 3000 多美侨 – 尽管是日裔 – 有关),和 10 多名德国、白俄侨民。此外在因岛、向岛两处战俘营内还有一批盟军战俘,其中约 10 人死于原子弹轰炸。

广岛是日本第二大军事指挥中枢,其驻军数量在最高时期达 9 万人,8 月 6 日当天,城内的第二集团军人数为 23,158 人,另有约 2 万名新应征的军人经广岛中转前往外地,原子弹爆炸时正在爆心附近。综合起来,原子弹爆炸时广岛城内约有 35 到 38 万人。由于爆炸时有人化为乌有,有的被埋在废墟中,有的葬身于江河中被冲走,所以死亡人数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广岛县知事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上报的死亡人数为 32,959人,失踪 9,591 人;广岛县警察局 1945 年 11 月 30 日报告死亡 78,150 人,失踪 13,983 人;1951 年美日联合调查团报告死亡人数为 64,602 人,以上数字都不包括军人的死亡人数。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爆炸瞬间及之后的一周,其他的人死于辐射引起的慢性病变和癌症。可以预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人数还将逐渐增加,直至曾亲历原子弹爆炸的人全部去世为止。

原子弹给广岛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广岛是日本国民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爆炸之后,爆心周围 500 米内的建筑被完全摧毁,1 公里内全部木结构建筑和大约 30% 的钢筋水泥建筑被摧毁,4 公里内的建筑物都有破坏,全市 76328 幢建筑物中有 4.8 万幢全部被毁,22178 幢半毁。根据美日联合调查团的统计,广岛损失的住宅、中小工厂、家具、以及医疗、教育、工业设施的总额为 9 亿至 11 亿日元(1945 年币值,约合现在的 2500 亿日元),硬币、金银、贵金属、仓库物资、大工厂、铁道、船舶、车辆、道路、桥梁的损失尚未包括在内。广岛县政府、消防署、警察署、邮政、电信、电话、广播电台、学校等设施大多在原子弹爆炸时被彻底毁坏,电车、道路、供电、煤气、自来水和下水道等公用设施全部破坏,全市 18 个医院和 32 个救护所被彻底摧毁,全市医务人员有 90% 死亡或丧失工作能力,抢救工作完全是由外来的军队和卫生队进行的。

当第一批来自吴海军镇守府和宇品陆军船舶司令部的救援部队经被破坏的道路徒步进入已遭彻底毁灭的广岛时,眼前地狱一般的场景让他们惊讶不已:妇女、儿童和老人默默地坐在路边、栈桥上,全身一丝不挂,有的人从头到脚都涂抹了一种面粉状的药膏,闪着灰白色的光,有的人痛苦地呻吟着要水喝,一个 5 岁的小女孩哭喊着请求别人把她烧伤的胳膊和腿砍下来。许多人的皮肤像烧焦的纸或衣服一样大片大片地撕落下来,垂吊在身上,路旁堆满了褐色的和红色的尸体,有的人眼珠都被爆风拍得鼓了出来。随着太阳落山,广岛市的生命似乎与光明一道灭迹,火势逐渐消退,令人窒息的股股黑烟挟裹着阴燃的火星到处袅袅飘荡,升腾起舞,犹如狂欢的死神舞会……

蒂贝茨投弹之后就向提尼安方向返航,50 秒后,“恩诺拉·盖伊”被冲击波击中两次,第一次是直接冲击,第二次是地面反射波的冲击,此时飞机离开广岛已经有 24公里的距离了。帕森斯在飞行日记中写道:“10:00(提尼安时间):仍然看到烟云 …… 高度超过了 4 万英尺,向四周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射线 ……”直到离开广岛 400公里远时,“恩诺拉·盖伊”机尾观测员仍能看见一直上升到同温层的蘑菇云。帕森斯用一次性密码向提尼安岛发回电报,电文随后转到华盛顿,交给格罗夫斯和马歇尔:“结果很清楚,各方面都很成功。肉眼观察到的爆炸效果比新墨西哥州的实验效果还要大。飞机在投弹后情况正常。”

“恩诺拉·盖伊”号于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58 分在提尼安岛降落,“伟大艺人”号和第 91 号机随后也安全着陆。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司令斯帕茨上将、第 20 航空队司令特文宁中将(Nathan Twining)和副司令吉尔斯中将(Barney Giles)、第 313 联队长戴维斯准将等数百名官兵在机场上欢迎凯旋的机组成员,斯帕茨上将当场授予蒂贝茨优异服役十字勋章,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均获得银星勋章。情报官哈赞·派厄特随后仔细询问了投弹经过和观测结果,斯帕茨和特文宁也旁听了询问。华盛顿时间凌晨 4 时 30 分,格罗夫斯收到了详细的观测报告。

中大西洋时间 8 月 6 日上午 11 时,“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的海图室军官格雷厄姆上尉把史汀生转发的电报交给正准备吃午餐的杜鲁门,杜鲁门读完电报后一下子激动起来,抓住格雷厄姆的手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他站起来向餐桌上的国务卿喊道:“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然后用叉子轻轻敲了几下杯子,让大家注意:“请在座诸位听我讲几句。我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下一枚新式炸弹,其威力比 2 万吨 TNT 还要大(“小男孩”的实际爆炸当量为1.25万吨),这是极大的成功!”在“奥古斯塔”号军官和水兵们的欢呼声中,杜鲁门再次公布了这一好消息,他挥舞着小小的电报纸条,满脸笑容,大家都很激动,每个人都在欢呼。几分钟后,“奥古斯塔”号收到了华盛顿关于原子弹的新闻公报,然后是白宫于华盛顿时间 8 月 6 日上午 11 时(日本时间 8 月 7 日凌晨 2 时 30 分)发布的总统广播文告:“16 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一枚炸弹 …… 这是一枚原子弹,它利用了宇宙间的基本能量 …… 现在,我们准备以更快的速度彻底地抹掉日本任何城市在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码头、工厂和通讯设施。这里不要有什么误解:我们要彻底摧毁的是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而不是消灭日本民族 …… 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那种毁灭之雨 ……”

总统文告使美国全国都沉浸在兴奋之中,每个有儿子或丈夫在军队中服役的家庭都如释重负:战争肯定会随时结束。对于在太平洋服役的几百万军人和正准备从欧洲乘船前往太平洋战区的军队来说,这个消息如同一道令人高兴的缓刑判决书。作家保罗·富塞尔当时 21 岁,是驻法国的陆军步兵中尉,腿和后背在欧洲战场上严重受伤,被定为 40% 残疾,但仍要参加进攻日本的战斗。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虽然我每次从车上跳下来都会因腿脚不灵而摔在地上,但仍被认为适合参加未来的作战行动 …… 广岛事件后,我们意识到再也不需要装出男子汉气概,在枪林弹雨中冲上东京附近的海滩,我们如释重负,高兴得掉下泪来。我们将要活下去了。我们终于可以长大成人了。”

然而有关原子弹的消息也给美国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暧昧和恐惧感。专栏作家汉森·鲍德温在 8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昨天,我们在太平洋夺取了胜利,但是我们也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圣路易斯邮报》发出警告说“科学已经签发了哺乳动物世界的死亡证书,并订立契约把地球的废墟转让给蚂蚁。”《华盛顿邮报》在题为《闹鬼的森林》的社论中说,随着新型炸弹的发展,所有科幻小说中虚构的最丑恶恐怖的事物似乎都已经变成了真的。

被拘留在英国剑桥附近高德曼彻斯特镇一座舒适农庄里的德国科学家对这一消息则有另外一种奇特的反应。根据英国人 1997 年公开的窃听记录,德国原子弹项目负责人格拉赫听到这一消息后犹如战败了的将军,表现出一系列精神分裂的症状,住在其隔壁的海森堡和魏茨泽克直担心他会自杀。在纳粹德国科学界权力金字塔的下层等级中受气很久的年轻科学家责备他们的长辈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渎职”,起初大吃一惊的奥托·哈恩和马克斯·冯·劳厄也垂头丧气,哈恩认为他最初的发现导致了这几十万人的死亡,感到自己应受责备。他喝了点酒才平静下来,然后下楼与别的科学家一起吃晚饭。

在晚餐桌上,德国科学家们还是半信半疑,对美国人如何制造出原子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海森堡得到的结论是美国人一定空投了整整一座核反应堆,哈恩则说“制造元素 93 是件极端复杂的工作 …… 如果美国人有了铀炸弹,那么你们就统统是二等货色。我可怜的老海森堡啊!”

海森堡问:“有关这种原子弹他们有没有提到铀的字眼?……没有?那么就和原子弹没什么关系了……我能说的是,在美国某个只懂皮毛的人认为这种炸弹有相当于 2 万吨TNT的威力,实际上却是完全办不到的。”哈恩回答说:“总之,海森堡啊,你们确实是二等货色,你还是少说为妙。”

海森堡最后说:“我很同意 …… 我乐意相信这是一种高威力的炸弹,但我不相信与铀有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化学物质,他们用这种物质大大增加了炸弹的爆炸力。”

此时海森堡还自负地以为德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他这个德意志物理学的帝王比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都高明,如果连他天才的海森堡都造不出原子弹,那么美国人更不可能造出原子弹。到晚上聆听了美国政府的详细公报后,海森堡才相信美国人真的造出了原子弹,于是哀叹(注意这个词。这是英国人公布整理窃听记录时形容海森堡当时讲话情绪的原文)他自己没有像冯·布劳恩研究 V-1 和 V-2 火箭那样为德国的核计划贡献出全部精力。

这时原子物理学史上最厚颜无耻的谎言之一出笼了:海森堡感到必须对德国没能制造出原子弹有个交代,他的“谋士”卡尔·冯·魏茨泽克受到海森堡哀叹的启发,于是说:“我相信我们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物理学家在原则上没有想做。如果我们那时都想使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也能够获得成功。”不那么无耻的哈恩反驳说:“我不相信。然而我很高兴我们没能获得成功。”海森堡对其门徒的暗示心领神会,于是立即在次日清晨起草了一份名为《农庄馆声明》(Farm Hall Statement)的东西,并劝诱其他科学家在上面签名。《农庄馆声明》声称纳粹科学家只是想将原子能用于动力,根本没有进行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他们确实没精力研究,因为连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反应堆都没造出来),换句话说,纳粹德国没能造出原子弹既不是因为在战争中缺乏技术、资源和科技实力,也不是因为斯佩尔没有给予原子弹军备生产优先权,而是因为他们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有“科学上的良心”,从心眼里不愿意制造原子弹那种可怕的东西,所以比美英同行“高尚”得多,纳粹科学家对人类充满了“爱心”,不想去杀害他们。不过海森堡没有费心解释为什么他在 1939 年拒绝留在美国,反而忠心耿耿地赶回德国去参加军方的“铀计划”,为“对人类充满爱心”的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效劳,因为这方面的谎根本编不圆。

美国核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在 1947 年说出了他对《农庄馆声明》的看法,这也是原子物理界大多数科学家的心里话:“和他们的盟国对手并无不同,德国科学家在条件所允许的程度上尽最大的努力为德国军方工作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原谅的一个不同是,他们是为希姆莱和奥斯维辛灭绝营而工作的,是为焚书者和枪杀人质的凶手而工作的。”

注1:卡尔·冯·魏茨泽克(1912 -)出生于德国贵族世家,父亲是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起初爱好哲学,20 年代后期在哥本哈根遇到海森堡,兴趣转到了量子物理学上。1940 年参加纳粹原子弹计划,战后被盟军逮捕,带到英国。为纳粹德国科学家洗罪的《农庄馆声明》即出于他的手笔。战后返回西德,进入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工作。其弟理夏德·冯·魏茨泽克在 1984 – 1994 年曾任德国总统。

注2:海森堡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他确实对第三帝国的官僚体制进行过“反抗”,不过反抗的不是纳粹政权,而是一群荒谬绝伦的纳粹物理学家,后者认为只有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物理才是真正的物理学,把量子物理学称为“犹太物理学”,而量子物理学是海森堡的职业生命。更为荒谬的是,海森堡“反抗”的手段是用大纳粹压小纳粹,用希姆莱去压制三流德国科学家。海森堡甚至迎合当时的纳粹反犹思潮,提出“没有爱因斯坦,人类也会发现相对论”的谬论。海森堡从未表现出对纳粹政权的反感,1939 年他访问美国时正是遭纳粹物理学家围攻最激烈的时刻,费米和佩格拉姆教授曾劝说他留在美国,海森堡的答复是“德国需要我”,他把纳粹和德国等同了起来,把他自己和德国科学等同了起来。海森堡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十分盼望希特勒能够征服和统治全世界。战争期间,他和卡尔·冯·魏茨泽克多次去被占领国进行种族文化宣传工作,尽管对纳粹德国的野蛮政策深有了解(他曾在莱比锡亲眼目睹犹太儿童被送进集中营),但仍同纳粹元凶觥筹交错,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从未对此表示过丝毫的不满或遗憾,在战后还为此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从这一点上说,海森堡的人品同他在理论物理学界所享有的卓越声望极不相称。

1945 年 8 月 9 日:长崎

“我国政府不会轻易生产和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正在研究它 …… 我们先于德国人发明了它。我们发明了原子弹并使用了它,我们用它对付那些偷袭了珍珠港的人,对付那些用饥饿折磨、毒打直至处死美国战俘的人,对付那些口是心非、完全违背了国际战争法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减少战争带来的痛苦,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我们将继续使用它,直至我们完全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有日本投降才能阻止我们使用它。”

—— 哈里·S·杜鲁门,1945 年 8 月 9 日晚,有关波茨坦会议的全国广播

8 月 7 日,“奥古斯塔”号抵达诺福克军港,杜鲁门立即离舰乘专列向华盛顿驶去,到 8 日上午,美国全国上下都知道他已经回到了办公桌旁。此时日本方面仍没有一点反应,既没有乞求停战,也没有继续抵抗的迹象。五角大楼办公室里,史汀生和马歇尔私下里很担心,炸弹是否没有取得预期的震撼效果?

日本最高层领导人已经知道扔在广岛的是原子弹了。8 月 6 日当天,日本知名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被叫到参谋本部,军方向他介绍了广岛被破坏的情况,仁科断定美国人一定是使用了原子弹。军部的领导人随后问他日本的原子弹究竟进度如何,能否在 1 年之内研制出来?陆军已经在长野县的山中修建了巨大的地下工事体系,准备用作美军登陆后的最后抵抗基地,如果日本能在 1 年内造出原子弹,军方就把天皇和核物理学家转移到那里,然后拼命抵抗下去,赢得这 1 年的时间。

日本陆军的原子弹计划提出于 1940 年 5 月,1941 年陆军立川航空技术研究所与东京理化学研究所共同展开了代号“二号计划”的研究工作,负责人是曾与狄拉克、玻尔、海森堡等人共事的仁科芳雄,军方联络人是航空技术研究所所长安田武雄中将。日本海军“核物理应用研究委员会”也于 1942 年开始独立研究原子弹,负责人为另一位核物理学家荒胜文作。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还与纳粹德国进行合作,以获得氧化铀和浓缩铀。到 1945 年初,日本科学家已经完成了热扩散法生产浓缩铀的研究工作,还制造出了一批重水,但是仁科芳雄的实验室不久即在东京大空袭中被烧毁,实验室内的六氟化铀和分离器全都化为灰烬,因此他对能否在1年中造出原子弹一点把握也没有,军部的人失望地把他打发到了广岛进行实地考察。

由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击沉,格罗夫斯决定用 C-54 运输机将“胖子”的钚装药从洛斯阿拉莫斯运到提尼安,第 509 大队留在阿尔伯克基的 2 架 B-29 负责运输其余的零件。投放这颗原子弹不需要杜鲁门签署特别命令,阿诺德和斯帕茨两人就可以批准轰炸。7 月 25 日,汉迪将军指示正在关岛的斯帕茨将军,“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一旦完成,就立即把另外的炸弹投向上述目标……”8 月 7 日,斯帕茨在关岛正式批准对日本进行第二次原子弹轰炸。轰炸的目标依次为小仓和长崎。斯帕茨和法雷尔准将(格罗夫斯已将他派到提尼安岛担任一线指挥)讨论后从目标名单中删去了新泻,理由是该地距提尼安太远,一旦投弹不成功将没有周旋余地,另外该市市区面积也太小,不利于测试轰炸效果。

8 月 8 日,6 架载有“南瓜”的 B-29 前往日本进行轰炸,由于天气原因,1 架飞机迷航返回提尼安,其它 5 架飞机轰炸了宇和岛的松山海军航空队,以及敦贺和四日的工业目标。到当天晚上,“胖子”已经在提尼安基地的一座工棚中组装完毕,准备吊上飞机。

内爆式原子弹的结构比枪式原子弹复杂得多,因此无法在起飞后再进行最后组装(8 月 7 日组装原子弹时,509 大队军火库主任、海军工程师阿什沃思就把起爆器电缆装反了,最后不得不切断所有电缆后重新组装),投弹飞机必需携带装配好的原子弹起飞。此前 B-29 在该岛起飞和降落时已经多次发生过事故,这次如果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在跑道上坠毁,很可能将这个岛屿炸成齑粉,或者至少造成极严重的放射性污染。提尼安岛的空军基地指挥官要求帕森斯签署一份保证装好原子弹的飞机起飞时绝对安全的保证书,尽管有点畏缩,帕森斯还是签署了这份文件,因为如果真发生事故的话,他和这位空军指挥官大概都不会有机会活下来对此进行争论了。

根据安排,第二颗原子弹的投弹日期为 8 月 11 日,但气象预报人员说 8 月 9 日以后的 5 天之内天气都不会很好,于是李梅将其提前到 8 月 9 日。8 月 8 日晚 11 时,所有参加此次任务的飞行员集合起来进行了任务介绍,由于天气的影响,将不采取编队飞行方式,各轰炸机不绕道硫磺岛,而是直接飞行到屋久岛上空集结,飞行高度为 4000 米,每架飞机在集结点的等待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如果仍未能会合,则单机飞往第一目标小仓。蒂贝茨还特地加进了一点:只许进行目视轰炸,如果无法投弹,就将原子弹带回基地。

8 月 9 日凌晨,执行第二次轰炸任务的 6 架飞机都已准备就绪,但是最后检查时发现执行投弹任务的“博克之车”号的燃料泵发生了一个小故障,有 800 加仑汽油打不到发动机里。由于预计此后两天的天气都不好,法雷尔准将决定让机组准时起飞。他问“博克之车”号机长斯韦尼(斯韦尼的“伟大艺人”号为预定的投弹机,但投弹日期提前了两天,“伟大艺人”号此时还未拆掉空投仪器的装置,于是蒂贝茨命令其机组换乘“博克之车”号):“年轻人,你可知道这颗炸弹花了多少钱吗?”斯韦尼回答说:“大约 2500 万美元。”于是法雷尔告诉他说:“请让我们的钱花得有价值!”

8 月 9 日凌晨 2 时 58 分(提尼安时间),执行气象观测任务的“原子之上”号(Up an’Atom)和“懒龙”号(Laggin’Dragon)起飞,分别飞往小仓和长崎。3 时 49 分,“博克之车”号(Bocks Car)起飞,接着是空投仪器的“伟大艺人”号和进行观测的“大臭”号(The Big Stink),担任后备的“满堂红”号于 3 时 55 分起飞,飞往硫磺岛。4 时整的时候,阿什沃思爬进“博克之车”的炸弹舱, 15 分钟后灰头土脸地爬了出来,告诉斯韦尼必需保持 1500 米以上的飞行高度,否则原子弹就会爆炸。另一位技术专家伯恩斯中尉手拿盖革计数器,聚精会神地望着上面的读数,一位机组成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伯恩斯说:“看到这个灯泡没有?如果它慢慢地一亮一灭,就说明原子弹没有问题。如果它突然开始快闪起来,嗯 ……”

上午 8 时 10 分(日本时间,下同),“博克之车”飞到了指定的会合点,在那里同“伟大艺人”会合,但是“大臭”却迟迟不见踪影。尽管蒂贝茨规定只许等待 15 分钟,斯韦尼还是在屋久岛上空盘旋了 30 分钟之久,最后才决定向小仓飞去。

“原子之上”曾报告说小仓上空天气良好,可以进行目视轰炸,但当斯韦尼机组飞到这座城市上空时却发现整个城市都被云层覆盖,“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穿梭了 3 次仍未找到缺口,最后向第二目标长崎飞去,“懒龙”报告说那里晴朗无云。此时“博克之车”的另一台燃料泵也发生故障,机尾的 640 加仑汽油抽不到引擎里去。根据计算,如果“博克之车”要飞到冲绳岛的后备机场降落的话,只能在长崎上空作 1 次轰炸飞行,否则他们就会因耗尽燃料而在海上迫降。

长崎上空的云层也很厚,云量达 8/10,“博克之车”第一次通过时未能找到目视投弹目标。按照规定,斯韦尼在这种情况下应带弹返回,但他和阿什沃思商量后决定采用雷达轰炸。“博克之车”在箕岛上空调头,“伟大艺人”紧随其后,两机从东北偏北方向进入长崎上空,向三菱重工长崎船厂方向飞去。投弹手比汉(Kermit Beahan)正准备换用雷达瞄准器,突然发现两块云团之间有个大缝隙,第二投弹点三菱重工长崎兵工厂清晰可见,于是立即通知斯韦尼进行目视轰炸。

提尼安时间 11 时 58 分,比汉瞄准了预定轰炸目标三菱重工长崎船厂以北 2.5 公里的长崎市中心体育场跑道,扔下了原子弹。根据美国陆军测量部 L902 地图,爆心投影点在浦上天主教堂附近,松山町交叉点中心东南约 90 米,东经 129?1’56.4,北纬 32?6’12.6 的位置(即长崎和平公园原子弹爆心投影点纪念碑处)。当时长崎气温 28.8 度,气压 1104 毫巴,相对湿度 71%,天气晴朗闷热。

“胖子”爆炸的准确高度有几种说法:1945 年调查为 490±25 米,1966年为500±9 米,1969 年为 504±10 米。1976 年综合分析的结论为 503±10 米,据说这是最可靠的数据。爆炸时间也有几种推断:长崎气象站的自动记录显示上午 10 点 54 分时气压有剧烈振动,事后查明这个记录器的时间不准确,后修正为 11 点 05 分。距长崎 38 公里的云仙温泉气象站于上午 11 点 02 分、距离 70公里的佐贺气象站于上午 11 点 07 分也均记录有气压振动,最后确认长崎的爆炸时间为上午 11 点 02 分(饭岛宗一:《广岛·长崎原爆灾害》,日本岩波书店)。不过“博克之车”和“伟大艺人”上的机组成员都没有注意这一时间,他们被防护镜外面那旷古未见的美丽奇观惊呆了。

在 B-29 的头顶上,是明亮的正午阳光,突然间,来自下面的巨大闪光照亮了整个机舱。闪光过后,机组人员摘下护目镜,发现那不同于日光的光线仍在继续照耀着,整个天空充满了奇异的蓝光。爆炸后第一个冲击波撞在飞机上,他们立即前后剧烈摇晃起来。长崎为丘陵地貌,山谷反射的冲击波一个接一个相继袭来,使人感到飞机仿佛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袭击。飞行员和记者回头向窗外望去,但见一个光亮灼目的巨大火球自地面迅速上升,上部不断地喷射出数不胜数的白色烟环,接着有一条巨大的紫色火柱直贯万米高空,它快速飞升的情况如同自地球内部飞起的一颗流星。火球的下部与地面升起的火柱相连,变成了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这个“蘑菇”的底部直径至少有 5 公里,颜色为棕色,中部接近琥珀色,颈部直径约为 1 公里,颜色为白色。随机记者劳伦斯写道:“柱顶的蘑菇似乎极有生命力,看上去犹如沸腾的奶油在冒白泡,或者一杯上好的啤酒在溢出泡沫 …… 数秒后,柱顶的蘑菇头迅速挣脱主体,高速地飞向 6 万英尺的同温层。紧接着从那烟柱上端又冒出第二个蘑菇云,但是较小,犹如被砍去脑袋的妖怪又长出了一颗脑袋 ……”当长崎上空的原子弹烟云即将离开美国人的视线时,他们最后看到的景象异常壮观:第一个蘑菇云在向上漂浮的同时变成一朵花的形状,巨大的花瓣朝下低垂,花瓣大部分呈白色,花心却是美丽的玫瑰红 …… 蘑菇云变成了一朵花,一朵旷古未见的美丽毒花。

长崎这座从幕府时代起对外通商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大难临头了。这里地形狭长,大致分为中心区和浦上地区两部分,原子弹如果在预定的爆心原点棗长崎三菱船厂上空爆炸的话,将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损失。尽管这样,“胖子”还是将爆心投影点周围 2 公里以内的地区全部毁坏,爆心 3 公里以内的大部分建筑也在随后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三菱长崎兵工厂、三菱长崎钢铁厂、三菱长崎电机厂、三菱长崎立神船厂、饱之浦船厂及众多附属工厂、九州热电厂、西部煤气大桥工厂、长崎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浦上第一医院、长崎县政府……都在光辐射和冲击波的作用下顷刻间化为废墟。

浦上地区集中了长崎 2 万名天主教徒中的 1.5 万,其中 1 万多人死于原子弹爆炸,长崎市民总计有 19748 人在爆炸一周内死亡, 1951 年美日调查团统计的死亡人数在 29570 人到 39214 人之间。驻长崎的军人包括第 122 混成绿团和第 134 高射炮团,约有 9000 人,只有约 150 人死亡。市内 1.2 万名朝鲜劳工和侨民中死亡约 1500 到 2000 人,600 多名华侨中约 200 人遇难,此外长崎各工厂煤矿中的被绑架中国劳工也有约 400 人遇难,其中 40 多人是被关在浦上监狱中被炸死的。长崎香烧岛战俘营内有 480 名爪哇战俘,还有少数英国和荷兰战俘,原子弹爆炸时分别在长崎造船厂、幸町机械厂和长崎船厂铸造厂内干活,60 到 80 人在爆炸时死亡。长崎市的 36 辆消防车中 7 辆全毁,2 辆严重毁坏,64 台消防泵中 14 台烧毁,长崎消防署的两个分队直至傍晚才在市政府一带建立了最后防火线,阻止火势蔓延。爆炸和火灾之后,长崎市区 48950 幢建筑物中有 12900 幢全毁,5509 幢半毁,财产损失达 4.8 亿日元。

斯韦尼投弹后即迅速转向飞往海上,此时“博克之车”的燃油即将告罄,就连前往最近的冲绳也非常勉强。斯韦尼降低飞行高度,放慢速度,以尽可能节约燃料,在距离冲绳岛还有 15 分钟航程时就开始不断呼叫冲绳机场塔台,但一直没有回应。当地时间 12 时整,“博克之车”飞抵冲绳上空,此时冲绳机场上一片忙碌,仅有的一条跑道上飞机起降频繁,地面上车辆往来不绝,如果贸然降落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斯韦尼下令发射信号弹,可是没有引起地面人员注意,最后他下令将所有的信号弹全像礼花一样打出去,机场地勤人员终于发现了这架飞机,于是迅速清空了跑道。斯韦尼来不及减速,以 250 公里的着陆速度向跑道冲去,由于降落速度太快(正常降落速度为 190 到 200 公里),“博克之车”一落在跑道上就跳了起来,当飞机起落架再次落地的时候,2 号发动机的燃料已经告罄。20 分钟后,“伟大艺人”和“大臭”也在冲绳安全降落。当天傍晚 6 时 30 分,3 架飞机离开冲绳返回提尼安岛,于夜里 11 时 30 分安全降落。

美国人手头仅有的两颗原子弹现在已经全都用了出去,格罗夫斯下令在 13 日以前暂停将第 3 颗原子弹所需的铀 235 运到提尼安,如果 13 日以后日本还不投降,就组装第 3 颗原子弹。他还电告汉福德工厂加速生产,争取在 9 月初制造出第 4 颗原子弹所需的钚。8 月 14 日,7 架 B-29 对名古屋兵工厂及其附近的爱知县地区进行了最后一次“南瓜”轰炸,此时格罗夫斯和第 509 大队的人谁也不知道战争在第二天就要结束。

原子弹轰炸长崎的消息公布出来后,美国国内的民众都认为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了。杜鲁门在当天写给著名鹰派人物、主张“炸死全部日本鬼子”的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信中写道:“我知道日本人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度残忍和野蛮的民族。但是我无法使自己认为,因为他们是畜生,我们就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 就我本人而言,我确实为由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愚蠢而必需消灭其全体国民这一点感到内疚,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 我的目标是挽救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的生命,但我对日本的妇女和儿童也有人道主义的感情。”当天夜里,杜鲁门在关于波茨坦会议的广播讲话中特意呼吁全体日本百姓立即撤出工业城市,以保住性命。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就美军使用新式炸弹“违反战时国际法”,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下面这番话竟然能一本正经地出自对人类及人类文明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政府之口,不禁让人感到特别的滑稽:“…… 使用这种以往任何武器和投掷物都无法比拟的、不加区分的破坏性和残忍性的炸弹,是对人类文化的犯罪。帝国政府在以自己和全人类及人类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的同时,严正要求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这种非人道的武器 ……”然而这已是“大”日本帝国灭亡前的最后哀鸣了。

长崎挨炸的当天上午,最高指挥委员会还在总理府防空洞里开会,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军令部长丰田副武则提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4 点条件:承认皇室;自动撤兵;日本自行惩处战犯;盟国不占领日本。主和派的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则坚持只附加保留天皇制度这一条。下午会议继续召开,阿南唾星飞溅地讨论将美国人“引诱上岸”然后进行本土决战的计划,称这是“死中有活”、“战局能有好转”云云。下午 3 点,传来了美军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的消息,但主战派仍不为所动,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10 点都没结果,最后铃木决定史无前例地请裕仁天皇“圣断”。深夜 11 时 30 分,御前会议在皇宫御文库防空洞召开,主和派和主战派再次唇枪舌剑地说到了凌晨两点,最后裕仁史无前例地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明确指示:“…… 军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朕的臣下作为战犯引渡出来,这是不能忍受的事……但是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得忍的时候了。”裕仁说完后就起身走出会议室,身后响起了一片嚎啕之声。

10 日上午,日本外务省致电驻瑞士和瑞典大使,令其向美、英、苏、中四国递交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杜鲁门在华盛顿时间 8 月 10 日星期五早晨收到了这一照会,经过和史汀生、贝尔纳斯、海军部长福雷斯特等人的讨论,决定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但“需经盟国最高司令部同意”。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艾德礼和斯大林也来电同意照会内容。

两天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却没有日本人方面的消息,杜鲁门通知马歇尔在 13 日后恢复 B-29 轰炸,并准备投放第 3 枚原子弹,马歇尔随即通知阿诺德、斯帕茨和格罗夫斯,对小仓和名古屋进行侦察和气象观测。但是第 3 枚原子弹再也没有扔下去。华盛顿时间 8 月 14 日傍晚 6 时 10 分,瑞士驻美国使馆代办来到国务院,向贝尔纳斯国务卿递交了日本的照会。日本帝国投降了。

这样,经过了 4 年探索和 4 年勤奋的工作,成以及千上万的普通美国男女和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花费了 23 亿美元(实际开支为 21.9 亿)的曼哈顿工程终于达到了目的,迫使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凶残的政权屈膝投降。然而有关原子弹的道德辩论还将继续下去,也许人们永远也不能用简单的是非来评价原子弹的历史地位。不过,对于曾遭受两次原子弹打击的那个民族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评语比这样一句西方谚语更为恰当了:

Reap what you sow!

结语:斯韦尼就日本政府抗议美国纪念投放原子弹 50 周年一事于 1995 年 5 月 11 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证词

我是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曾参与两次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 – 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法西斯总是打着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理应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 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就已死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吉多尔岛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7000 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些都是事实!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地、艰苦地、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在最大的程度上显示出它是一台冷酷无情、残暴无人性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开进得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塞班岛美军阵亡 3000 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 1500 人。硫黄岛美军阵亡 6000 人,伤 21000 人。冲绳岛美军阵亡 12000 人,伤 38000 人。“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来谈判投降。

8 月 6 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仍然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 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 10 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 8 月 6 日之后,他们有 3 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些陆军军官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们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50 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径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变成数字游戏。日本财团在美国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微的修正主义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无辜的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还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 1944 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突出部战役”的失败。是役中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盟国面临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场上已发生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测,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 100 万,而是只要死上 46000 人就够了。只不过是 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 46000 人,好像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进攻中美军将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某些人无端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这样一个太平洋中 8 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就有 6000 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高达 27000 人。对于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 人的人,我要问:是哪 46000 人?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的兄弟?谁的儿子?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 900 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集体记忆的歪曲。在战败 50 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何要向其受害者道歉。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又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 50 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啊,他们用屠杀“解放”了 3000 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 3000 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对此有如下事实: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但陆军部长史汀生还是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二,在战时我们受到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杀死美国总统,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实际上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日本最大的造船工业中心,还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就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或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才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如果日本人民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 1945 年 8 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抵抗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 10 个孩子的父亲和 21 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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